關于文明起源，當代學者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了許多模式，大抵可以歸納為商路、生產、戰爭、水利、儀式等。比如說商路型文明，即在貿易過程中興起的文明，典型的如古希臘文明、西非的馬里和桑海等。古希臘文明興起于愛琴海地區，海洋貿易頻繁。對社會成員而言，不是貿易本身多么重要，而是誰能控制從遠方得來的東西至關重要。至于生產型文明，以食物生產為關鍵資源，如秘魯海岸。這里因為臨近秘魯寒流，魚類資源豐富，再加上從安第斯山流向太平洋的若干小河谷適合開展灌溉農業，于是形成非常好的生產基礎，在有限的區域內生活著較多的人口。對于這個區域而言，控制自己的地盤至關重要。而水利型文明則強調防洪與水利灌溉工程對建設發展國家組織的推動作用，在這類文明中，重大工程的建設過程本身就在不斷強化社會組織，包括其復雜性、效率與組織架構。這些都是國家運作的基本條件。這一類文明如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印度河文明與埃及文明。再有一類可以叫作戰爭型文明，最典型的莫過于草原民族。那里的經濟體系不夠完善與穩定，相互攻伐已是習慣，社會之中形成搶掠光榮的習俗。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戰爭制造了階級，因為打仗，某些人就能夠脫穎而出，一個嚴密高效的社會組織動員體系也因此形成。最后一類就是儀式型文明，這類文明極其強調儀式，把社會中大量的資源投入儀式活動中?，斞盼拿骺赡芩闶且粋€典型。
毫無疑問，沒有一種文明僅僅依賴一條途徑來形成復雜的社會組織，同樣，也并非所有的文明都采用完全相同的方式。每種文明形成時的自然與社會歷史條件各不相同，人們在面對相同或類似情況時采用的途徑因此也豐富多樣。從前的文明起源研究側重研究文明起源的統一機制，后來大家發現，這是徒勞的。換句話說，我們只能在宏觀的層面上形成共識，而在文明形成的途徑上根本不可能找到共識，文明因為多元融合才能歷久彌新。
從多元視角來看中華文明起源，就會發現所謂中華文明其實立足于多元融合基礎之上，在文明起源階段沒有一個單獨的中國模式。如果一定要說有的話，那也就是多元融合。從時間進程上說，中華文明起源至少可以看出三波浪潮，第一波發生在長江中下游地區，以良渚、石家河文明為代表，年代可以早至距今5800年；第二波發生在中國北方，以紅山、石峁、陶寺文明為代表，年代可以早至距今5000年；第三波發生在中原，以二里頭文明為代表，距今3800年左右。
從文明形成的模式上看，良渚更像是一個以生產為中心組織起來的社會，這里廣泛利用水生資源，包括海洋魚類，還有集約化的稻作農業，其生產基礎相對于其他文明而言要更好。當然，這里面臨的主要是洪水，為了保證良渚古城安全，人們興修大型水利設施。與之相比，石家河文明多有城池，以石家河為中心，大大小小的古城星羅棋布。石家河的玉器規模很小，生產方面也沒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城池設施。這似乎是一個強調防衛設施的社會，戰爭是一個更加可能的主題。
如果找一個以儀式為中心的社會，紅山更合適。紅山文明至今也沒有發現大型的聚落、城池，但是祭祀用的壇、冢發現不少，用玉也相當發達，還有其他地方難得一見的偶像崇拜，體現出與歐亞草原周邊文化類似的特征。遼西地區位于生態交錯帶，生活環境不穩定，農業發展水平有限。紅山文明把大量資源投入到禮儀活動中，通過這些活動把居住松散的群體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復雜的社會組織。
中國是否有商路型文明呢？石峁與其最類似。它位于農業生產的邊緣地帶，不可能是生產型文明。這里及其周邊的人口密度有限，但是它位于草原與華北農業區域的交接地帶，是一個適于貿易的地方。遺址中發現的大規模手工作坊和種種外來的物品，似乎都顯示這個社會在通過商路獲得益處。
二里頭是集大成的，它的水平比早先的文明更復雜，生產、儀式、軍事、商路等都更出色，它是融合了早期中國文明成就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它被稱為“中國”是合適的。中華文明是多元融合的產物。在二里頭之前的那些文明之間是存在普遍聯系的，所以良渚的玉器到了石峁，牙璋一類的禮器廣泛發現于中國各地。筆者認為，把距今五六千年左右的中國稱為一個“世界體系”應該是合適的，正是立足于多元文明的基礎上，才有了后來流傳千古的三代文明。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華文明5000多年，因為包容，因為不斷融合，才不斷成長，源遠流長。歷史證明了這一點，史前史更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原文刊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9月30日總第202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