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學界普遍接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這一經典論述。以國家作為文明形成的標志，也是國際學術界的通識。對于“國家”的考古學標準，維爾·戈登·柴爾德提出的城市、金屬和文字“三要素”說影響深遠。但是，中美地區諸文明沒有金屬，南美印加文明沒有文字。這提示我們，各文明應有自己的形成標準。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學界一直致力于蘇秉琦倡導的“中國學派”考古學理論和方法體系的構建；張光直也指出，討論中國文明的起源，既要關注“文明”，又要關注“中國”。因此，對中華文明起源的探索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確立符合中國考古資料特征和中華文明特質的文明形成標準，二是追尋歷史時期和現代多民族統一中國的雛形。
與此對應，目前達成共識的中華文明形成標準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為社會發展程度的標志，包括經濟文化的跨越式發展，社會分層的制度化，王權、神權和軍權的形成，復雜禮制的形成和高級手工業的發展等。相關考古發現主要為區域聚落等級化，出現數百萬平方米的大型都邑、大型宮殿性建筑、大型儀式性建筑、大型公共建筑、大型墓葬和水利設施，以及玉器、精致陶器、漆器、象牙器和絲綢等表達身份和具有宗教內涵的特殊物品等。另一方面為多元一體的“最初的中國”的形成。
距今6000—5300年前后，中國各地區同步進入跨越式發展的燦爛轉折期。在黃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出現隨葬品超過百件的大型墓葬。在長江下游，安徽凌家灘遺址出現祭壇和隨葬大量玉器的大型墓葬，其中M23號墓出土隨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有長72厘米、重達88公斤的玉豬。江蘇東山村遺址發現目前所見崧澤文化最高規格墓葬，其中M91號墓隨葬大量陶器和14件玉器。在長江中游，湖北大溪文化也出現隨葬大量陶器和豬下頜骨的高等級墓葬。以晉陜豫交界地帶為核心的仰韶文化進入廟底溝類型時期，出現100萬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河南靈寶西坡遺址發現占地面積達500余平方米的“宮殿”式建筑。最引人注目的是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出現遼寧牛河梁遺址群，是專門舉行宗教儀式活動的“圣地”，在方圓50平方公里范圍內，集中分布著祭壇、冢墓和“女神廟”，高等級墓隨葬玉豬龍等具有特殊內涵的玉器。
這些考古發現表明，各地區已經出現蘇秉琦定義的“高于氏族部落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古國”。這些“古國”在地域范圍、聚落結構、社會組織和治理方式等方面，已具備夏商周時期“國”的基本內涵：控制了特定的自然和政治地理空間；社會上層以經濟、等級化禮制、武力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領導策略實施管理；社會成員形成對本區域文化、親緣和政治管理的認同，并因此而生成歸屬感，家國體系初步確立。
“古國”如“滿天星斗”熠熠生輝，各類型政治構想得以廣泛實踐，各地區的“撞擊”不斷迸發新的火花，造就出更具雄心的領導者。在此形勢之下，距今約5300年前后，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領導者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動下，有目的地借鑒各地區“古國”的興衰經驗和“領導策略”，首次完成了構建早期國家的政治實踐。
浙江良渚遺址群為良渚政體的核心區，其中良渚古城分為三重，內城面積約300萬平方米，外有郭城，總面積達800萬平方米。內城中心為人工堆筑的面積達30萬平方米的莫角山，土方量228萬立方米，上有35處大型建筑基址，為中國史前最早的宮殿區。遺址群中的反山和瑤山墓地發現高等級墓葬，隨葬品中包括精美玉器、象牙器、精致陶器、漆木器和絲綢。其中，反山M12號墓出土600余件（套）精美玉器，包括被稱作“琮王”和“鉞王”的大型玉琮和玉鉞。琮和璧等玉器上有達到微雕水平的神人獸面和神鳥等精細刻劃圖像，蘊含宇宙觀和宗教信仰，表明神權的突出地位；大量隨葬的玉鉞和石鉞反映了王權和軍權的形成；陶器上出現被認為與文字起源密切相關的、復雜的刻劃符號系統。
古城周邊有規模龐大的水利設施，包括阻擋山洪的土筑水壩和引水渠道，水利調節面積達100平方千米以上。整個古城系統的土石方工程總量多達1005萬立方米，當時位居世界前列。古城內倉儲區發現稻谷遺存195噸，附近的茅山遺址發現5.5萬平方米稻田，被稱作“國營”農場，反映了稻作農業的高度發展和國家對農產品的掌控。古城周圍玉器作坊的發現，則表明國家控制的特殊物品手工業的發展。良渚文化分布的環太湖地區，聚落等級清晰，以玉器為核心的宗教信仰和禮制系統具有廣泛的一致性。
因此，學界普遍認為良渚社會基本符合中國考古學界對“文明”社會發展程度的上述定義，形成了比一般“古國”更加成熟、可以稱作“早期國家”的高級政體。2019年，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表明國際學術界對其文明發展水平的認可。
中國史前社會在上述多元發展的同時，各地社會上層為獲取遠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識以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眾的特殊能力，努力開展遠距離交流，形成連接各主要文化區的交流網絡。交流內容包括原始宇宙觀、天文歷法、高級物品制作技術、權力表達方式、喪葬和祭祀禮儀等當時最先進的文化精粹。這樣的交流催生了一個在地域和文化上均與歷史時期中國契合的文化共同體，張光直稱之為“中國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國”。至此，中國史前時代形成了“多元一體”式文明演進的宏大格局。
踴躍參與區域間交流的社會上層應該采取了親身遠距離旅行的方式，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上層交流的內容包括密不示人的神秘知識，例如怎樣在特定的地點觀測特殊天象，如何食用特殊藥品、配合特殊的肢體動作和意念導引進入薩滿通神狀態等，這些都需要面傳身授。第二，對于社會上層來說，跋山涉水、經歷不同自然地理和人文環境的長距離旅行本身就是值得夸耀的、本地一般民眾難以完成的英雄壯舉，是提高自己威望的最佳方式。我們不能低估這些社會精英們的能力和智慧，相信他們在每一次遠游后，都會以某種方式記錄見聞，勾畫最初的“山海經”和“九州圖”，展示給本地民眾。“最初的中國”的地理范圍、山川形勢和物產人文，必然成為高級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社會上層的必修課，代代相傳。
經過長時間的積累和傳授，各地區自然會逐漸形成對彼此共同擁有的、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最初的中國”的共識。蘇秉琦提出的“共識的中國”已經出現，費孝通論述的“自在的”中華民族初步形成。
綜上所述，日益豐富的考古證據充分揭示，中國史前各地區在距今6000—5300年前后同步跨越式發展，形成如“滿天星斗”的“古國”。良渚文化在距今5300年前后，形成早期國家并持續發展。各地區相互交流碰撞，形成“中國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國”。距今5000多年前，中華文明已經形成。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原文刊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9月30日總第2022期）
